浮萍开花后袁正阳浮桥富民兴邦扶贫工程福禄考袁运生福木浮脉负片袁运生 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顾问，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油画系第四工作室主任。

　　袁运生 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顾问，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油画系第四工作室主任。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轻松而有分量：轻松的是心情，聊得内容很平常，也很琐碎；分量由心生发，中国文化的传承与高等院校的美术教育问题，尖锐而迫切。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一直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赴美14年，让他看到中国文化，应当大有作为；回国从教21年，教书育人之外，他还致力于推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

　　2017年4月6日，“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100多件作品的集中展示，呈现出袁运生先生在艺术创作上的种种思考。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位观者不仅看到画，还要看到画外，他所做的事。

　　石涛的“一画论”对袁运生启发很深，特别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起来简单，思想方法却很有趣。他做了个形象的描绘：“在画布上画第一条线的时候，没有任何毛病；画第二条线的时候，就会和第一条线产生一个关联；到画第三条线的时候，这张画的大构造就出来了。构成了大的格局，也为其他部分留下了想象的余地，一步一步走下去，画儿就画完了。”依循这种方式画出来的画，便是内心感受的真实反馈，反映出作者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正因如此，袁运生画每张画时都不打草稿，因为在他心中早有丘壑，他不喜欢在细节里来回折腾的感觉，而享受“大刀阔斧”带来的淋漓与畅快。

　　有意还是无心？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命题，但或许与袁运生八九岁时画画的经历有关——“当时在我家有一个小石桌，石桌表面很光滑。一有时间，我就用毛笔蘸着水在石桌上画画凯时K66登录首页，这样既不浪费纸，又可以自由地进行创作，可以写字也可以画画。这是技术训练的过程，也是学习抒发的过程，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一直到上中学前，这个小方桌都是我的‘画布’。”

　　对袁运生来说，画画是天生的缘分，虽然考试成绩一直稳定在班里前十名，但上中学时，他已认定自己要去学画画了。他曾画过学校里的那几个石膏像，但觉得并没有太大意思，更多时间都用在画速写、做创作上了，毕竟这对他来说都不是很难，因为“有东西就在那里”，画下来便是了。1955年，18岁的袁运生参加中央美院入学考试，考题是画一个半身石膏像，很多老师围在他身边看他画画，“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对我比较感兴趣，结果我真考了个第一凯时K66登录首页，当时油画系就招5个人。”

　　1982年，袁运生应邀赴美，在几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成为职业画家，而这一走就是14年。这段经历，在袁运生的艺术生涯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凯时K66登录首页，也使他坚定了“走中国之路”的信念。

　　最初，袁运生去美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去画画，为自己的创作争取充裕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同时观察西方艺术与中国艺术的异同。他深知自己的创作需要变革，需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社会与人的问题上，并借助画笔，表达他自己的线年代凯时K66登录首页，正值美国艺术运动剧烈动荡的时期，不少激进的学者以“进化论”为依据，认为艺术要不断更新、不断否定。频繁推动新艺术派别出现的同时，急于否定旧的派别，以致否定到后来不知往何处去了，便在上世纪80年代末抛出“绘画和雕刻已经死亡”的论断。强劲文化潮流的裹挟下，袁运生始终保持着理性与审慎的判断，他认为美国尚且“年轻”，尤其是在艺术上的激进态度，显示出他们在文化根底上的缺乏。而在与迪库宁、罗森伯格等美国顶尖艺术家的交往中，他也发现这些人对当时激进的艺术潮流并不感兴趣，反而是以十分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自身艺术创作的变化，他们的艺术地位也并未因此被撼动，这更加坚定了他之前的看法。

　　“美国看起来很自由，但潜在的不自由，比表面的自由更可怕，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太过‘简单’”——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袁运生将自己的创作视野，重新置于中国的道路上来。每次回国，他总要花大量时间去考察各地的石窟和寺庙，毛笔、宣纸更是须臾不离，“我们的文化在千年的传承过程中荡涤，留下了无穷尽的文化积累。加之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文化若不能领先，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必须要从西方的思维禁锢中走出来，好好把握自己的文化，从中找到可行的方法和道路，走好自己的路。”

　　对民族艺术精神的追寻，让袁运生选择了回国，来做自己线年，袁运生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这一干又是21年。

　　中国艺术，必须要走自己的路——这些年来创作与思考，使袁运生在实践中不断印证着之前在美国时的看法。而若想走自己的路，其突破点就在于建立一套完备的“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即从高校的美术教育入手，让学生建立对中国文明的认同，“中国现代的美术教育历史不过100年，最开始强调向西方学，因为当时中国自己的美术教育底子弱，本土培育的教师尚未成长起来，从欧洲归来的留学生转而成为教师队伍的主力；后来中苏关系友好，我们又向苏联学习，但一直徘徊在西方的边缘，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自己的美术教育体系。董希文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主张艺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在当时，我便很认同他的想法。”

　　如果说之前几十年是缺乏必要的物质和师资条件，立足当下，中国的艺术院校为数众多，各个省都有美术学院和专科学校，可供利用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也很丰富，是时候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术教育体系了。

　　袁运生认为，在基础教育方面，应当把中国的雕刻、壁画、青铜器和书法作为美术基础教学的素材。长期以来，中国的美术基础教材一直沿用的是西方的雕刻，西方雕刻在造型上讲求解剖、比例、透视精准，那是一个科学的系统，背后体现出的是西方的文化价值，而中国雕刻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是“天人合一”；青铜器作为礼器，是观念性的象征，它通过端庄大方的造型来传达观念，作为造型艺术观念性培养的教材再合适不过；中国的石窟资源丰富，特别是壁画和雕刻，历朝历代均在前朝的基础上丰富、完善，体现出中国思想文化传承中那种“并非亦步亦趋跟着模仿，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得到经验，并由此生发”的特质，有着发散性的启示作用；而书法作为抽象艺术，丰富的内容与严谨而平和造型相结合，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含量，对绘画造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给基础美术教育积累素材，这几年袁运生带着自己的团队开始了“中国传统雕塑复制”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及全国各省市博物馆的支持下，对一些带有地域和时代鲜明特色的，具有较高文化和艺术价值的雕塑进行复制，用于“八大美院”美术教育基础课的教学素材凯时K66登录首页。

　　有了教材，自然还需要教师。袁运生坦陈，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关键在于美术教育基础课的变革，这就对从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重新学习、重新理解、重新实践，打破以往的认知局限和障碍，更新封闭的观念，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文明的传承，需要培养一代代能够创造、并有所发展的人，需要在学校教育上大力变革，“纵然其中会有波折与磨难，但我坚信这件事是终究会完成的。我很喜欢画画，但在推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建立这件事上，我花的精力要比画画多很多，但我觉得很值，因为这件事，比我画画更重要。”